《當代客家影像敘事：從「邊界漂流——齊放客家影展」的選片經驗出發》
時間：11/21(六) 14:00
地點：客家文化中心3樓媒體簡報室
講者：鄧世杰（中國紀錄片製作人、策展人）

與談人：鍾適芳

講座紀錄：藍雨楨

 

 

與談人開場：

第一場講座，邀請到本次影展第一部放映的影片《餘光之下》的製作人，也是我們本次四大主題〈邊界・漂流〉的共同策展人鄧世杰，這個主題來自他在中國的齊放影展策劃的影展主題，以一個共同合作的方式選片，我們挑了其中四部片。今天邀請另一位對談講者曾吉賢，因為有事無法趕過來，但他會來之後其他片子的映後，但我相信世杰準備的豐富材料，獨挑大樑一定會相當精彩。

 

我先介紹一下齊放影展，大家知道其實中國紀錄片放映的環境是非常不好的，齊放影展曾在中國22個城縣放映，放映場數超過一百場，這是一件非常困難且驚人的事情。我自己拍攝的影片《邊界移動兩百年》有被選入其中，放映的場地有像是清大那種幾百人參與的場子，也有北京地下酒吧，大概有十個人來。有次我接到電話，他們在海南島一個小咖啡廳放映，我用Skype現場連線，咖啡廳來了二十幾人，但我總共回答了十個問題。有一次是在湖北，映後他們打電話來作採訪。我覺得相當不容易，他們在全中國用一種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方式四處游擊放映，相較起來，我們在台灣幸運許多。我們在《當代・敘事》影展中也有自由創作的主題，歡迎世杰在此暢所欲言，歡迎。

 

鄧世杰：

我是受這部影片《餘光之下》的啟蒙，我才發覺我的客家身份是一件重要的事，後來才請鄧伯超回我自己的家鄉做紀錄片，等會兒我會放一個我們正在拍攝的新的電影片花，在那之前，我們可以先花點時間一起聊聊影片，有人想問什麼都可以提出。

 

Q 我想問楊曉波老師，後來的婚姻發生了什麼事？我很在意這件事。

A 其實片子到最後應該是....如你想的那樣。很多放映場次觀眾會問我們，為什麼要把一個個人隱私拍進去，對我來說，他的隱私之於這部片有點怪。

 

鍾適芳：我補充一下，我自己看到的是，楊曉波的家庭生活與他記錄的山歌其實有隱約關聯，兩者是平行敘事，因為山歌中有很多愛情或現實有錢沒錢的描述，婚姻的關鍵其實是非常經濟、政治的，不知道導演是不是有意識這麼做，但我自己覺得他的生活狀態和山歌有所呼應。

 

A 其實這麼多場放映，沒有人提出過像你這樣的觀點。導演是四川人，到海南讀書，拍這部片做畢業製作，認識了本地人葉同學，他說你想拍片來我家拍，這邊有一個很厲害做山歌收集的。他一開始本來只想拍楊曉波的山歌採集，但到了當地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常說這部片子很有肌肉感，就是每天扛著機器就去拍，都是到現場才會發生事情，很直覺。他在那裡過年，拍了兩三個月，回來一大堆素材不知如何是好，又要交畢業論文了，他把自己關在學校宿舍裡剪了五個月，還要請人翻譯，做英文，他又希望片子可以真的在大螢幕上映。

 

Q 我提這個問題是因為，這部片子有一半好像是楊老師的個人傳記紀錄片，有點像給他人生下註腳一樣？

 

A 導演拍完這部片子後，有回到海南當地放映，給這位先生看的時候，他一邊喝白酒一邊看片子，有他的部分就評論，沒他的部分就醉得睡著了。其實除了這部片子裡收錄的歌，導演還一共收了三百首，可惜我們在哪裡都沒有學術機構重視這件事，對山歌都沒興趣，所以有大量素材都還沒輸出整理，對導演來說，他希望這是一部電影，而不是一個人類學的學術整理。電影簡介是故事性的，誰去收集山歌了，誰去做儀式了，但原先最早的影片開頭，是說海南的客家人從哪裡來等等，用人類學的方式闡述，後來過了幾年他很不爽就拿掉了。

 

我在2010年在深圳看到這部片子，我就震撼了，裡面的山歌真的很好聽，打動了我，和我從小聽到熟爛的山歌不太一樣。特別是裡面黎族的婚宴唱歌那位，唱得感覺很自由，非常開心，我就和導演聊，聊完之後就問他說，你要不要來梅州做個片子？我就去找錢，我心想大概拍三個月，他回答我他至少要拍兩年，我心想這人真厲害，肯定要和他合作。後來我去籌資，別人一看要花兩年時間拍，他就願意投資你，結果我們一拍就是四年。我先放一下四分鐘的片花，這是我們一起去到梅州拍攝新的紀錄片的影像。

 

【片花預告】

 

我從一個與紀錄片無關的人，最後做了製片和策劃影展，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大家可以解讀的文本。這幅地圖是清代的，左邊是廣東，右邊是福建，北邊那一小塊是江西，這就是三城交界，最早客家人流轉的地方。我們從深圳——從大陸語境來說，是一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開放的地方——去到梅州。一開始我們想找一些學者或學術機構支持，對我來說，對客家或家鄉的概念幾乎是沒有的。我們在當地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看書，然後發現，我們看的書都是垃圾。其中只有一本法籍美國人勞格文（人類學家、法國遠東學院教授）寫的《客家傳統社會》是唯一讓我們很興奮的。

 

一開始，我對拍片的概念是那種三個月就要拍完一部紀錄片的方式，其實是很電視台的做法，我一開始是抱著這種心情去拍的。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和導演磨合，有個攝影師就跑了，我們磨合之後，一個很奇妙的契機，我們去到梅州韓江河口，和船那邊的人協商後，上了船，跟著他們在船上航行了三百公里，用三、四天時間，這過程裡我們體會到，我們要拍的東西不是教科書，不是學術機構，也不是我們原先設定的客家主題，而是當下我們看見什麼，感受到什麼，我們就應該去接觸。

 

我們坐船跟著船伕，沿著韓江到了汕頭，我們決定用一種野路子的方式去拍攝，我們遵循著上一部片子《餘光之下》的經驗，尋找民間儀式，我們轉來轉去，就轉到龍岩一個叫培田的村子，我們在村子住了一年半，我們剛放的拍攝片段，馬來西亞來的會回到梅州祭祖，祭祖後會到深圳一個拆了三十年的地方找祖屋，這我們就跟到了。還有譬如他們要建水庫，我們跟著一個賣豬肉的，因為他去賣豬肉的地方就是會經過要見水庫的流域，所以我們就跟著他去賣豬肉。每天早上五點鐘跟著他走。

 

在培田那邊我們捕捉到一家人，那裡是一座古城，有四百年的歷史，他們正開始面臨旅遊開發的問題。這家人發願說我們要養蜂，我們去山上開荒做農家菜給客人吃。大概有幾條故事，其中有一條是我家裡的故事。我們拍攝中途，我母親提起，父親的骨灰是否要送回老家去了？導演便決定拍我，有一段是我從深圳把骨灰送回家鄉（梅州豐順縣）安葬的過程，但後來沒放，我覺得不好意思。

 

拍攝過程中我們重新認識了客家，尤其是這一大片地區，你碰見是城市與農村的問題，信仰的問題，我們都是重新學習、了解的過程。拍到前年的時候我們資金斷了，我們停了一年半，還沒繼續進行，我們還在找其他機會。

 

前年在梅州，剛好遇上一個大型的城鎮化政策，當地開始大面積的強徵土地和拆遷，那時我組織了一些藝術家、人類學家的團體到梅州去關注這件事，還做了一個影片，題目是「訪強徵強拆調查」，我也很奇怪在網路上怎麼沒被刪掉。剛剛播的片花裡我用的是生祥的音樂，很久以前我在深圳聽到生祥和永豐的反水庫音樂，那也是我最早出發的一個小小的契機，後來我接觸到永豐和生祥，片花上有一端看不太清楚，那是仿照美濃愛鄉協進會，我們取了一個「梅州青年愛鄉協進會」，這個協進會大概只有十幾人。回頭來說，這部調查當地拆遷狀況的影片，網上點閱率也有五萬多，不過五萬在大陸真的是很小的基數，感覺上我們好像興起一個議題，對當地有一點影響，但是經過一年半，我發現這種持續運作的影響力還是不行，會非常疲勞，包括當地的村民。另外，我們組團去梅州時，同行者幾乎都是女生，十二個人中只有一個男生，但他是陪朋友去的。我們在大陸做公共事件或社會介入的時候，女生通常都占很大的比例，這是我做完紀錄片之後，我開始接觸運動的觀察。

 

我們在福建培田住了一年半後，培田當地也開始討論農村要如何發展，當地有個NGO提議仿造台灣模式，來做個藝術節，他們就邀請我來做個影像，我們就做了一個農村影片到當地放映，放映過程中，我們思考這個影展是否能和當地農村產生更直接的關係，我們後來用社區影像的方式，請當地老人家做導演，我們輔助他拍攝，剪輯，做了一個關於當地土地政策的影片，這大概是我們回家鄉做的實踐，就是回家鄉拍片拍到破產，接著做社運的片子，還沒被請去喝茶，做了一個農村社區影展，花了四、五年時間才完成。

 

接著介紹客家「齊放影展」，齊放是很特別的組織，他背後雖然有一個「齊放」的傳播公司，但它的宗旨是推動獨立製作或藝術電影能夠在大陸上映。另外他們也是一個聯盟的平台，全國的咖啡館、書店、放映空間，如果對獨立放映有興趣便可以加盟。齊放很注重版權問題，加盟通常是先通過網路，比方說他們策劃一個女性或農村議題的放映活動，就尋找影片、尋找版權，然後發給全國加盟的單位，告訴他們我這邊有影片，有合法版權，如果有人想加入放映就來聯絡我們，只是本地觀眾宣傳等等就得由當地單位負責。它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加盟的單位不一定每次都要加入放映活動，可以根據場地實際狀況調整，譬如說有個場地幾百人，有的場地像上次去的東北，一個酒吧，看客家影片就送啤酒，結果只有老闆一個人看，這全國各地狀況都不一樣。它的組織雖然鬆散，但核心理念是有方法的。

 

之前的齊放策劃的影展多以導演為中心，譬如做一個周浩專題，找他拍的六部片放映，或是議題性像是多元性別之類，但客家影展好像只能從人類學的一個方向去發展，一開始我到處問人有沒有相關的影片，就面臨到「客家」的定義問題。他們會問你：「什麼是客家影片？」一定要是客家籍導演？一定要客家題目？因為客家是一個族群，不是一個民族，他們沒有被登記在冊，身分證上沒有客家這個選項，所以我一開始採用簡單的歸類方式是，片子的客語成分、地區居民等等，譬如說策劃的影片中，福建寧化鬼叔中導演的作品《羅盤經》，這個導演在當地以紀錄片方式拍攝題材，已超過十年，他陸續的作品也受到很多好評。他在做影片的時候，一開始他朋友鼓勵他做客家題材，他一開始提綱是「大客家」，超級龐大的題目，朋友告訴他說，這是中央電視台在幹的事情，干你屁事啊，你要拍就拍一件事就好了。有趣的是，多年之後，他會用一個詞是「寧化人」，他不提「客家」，而是「寧化」。其實我先前去粵東、福建，我所看到客家狀況差異非常大，像是在培田一年半的時間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他們自稱是客家人。

 

我覺得鬼叔中的轉化是個很有趣的問題，譬如《生命的河流》導演陽平道是廣東陽春人，和前者有點類似，譬如他們被採訪問到怎麼把客家元素用進影片？他們的回答都很類似。他們會說做這片子不是為了客家，但陽平道會說，因為我是天生的客家人，我的生活背景、居住環境和文化系統都是客家，所以我拍什麼影片，必然有客家元素在，但這不是我主動要尋求的，而且我反而覺得不注重客家題材，反而可以很真誠的去表達自己，譬如他前幾部片子都是很自然的用本土語言去做，不是為了用本土語言而刻意這麼做，只是這麼做是讓他舒服的。我把這些片子都收集起來後，我發現他的片子最具本土敘事的力道，只是被客家的方式選進來而已。

 

另一個有趣的短片《福建・土樓》，我聽不太懂裡面的方言，有點像閩南話，大陸的說法是「客家土樓」，但是對閩南人或閩東人，土樓就是土樓，後來接觸到一些學者，他們認為土樓就是區域性的建築，不見得專屬客家，就是那個地區的人都是這樣建房子的。因為土樓就是大家族居住的方式，所以我選片也選了這部，其實很少有當代的視野，像這部片的兩位從義大利來的導演，用他們族群居住的方式來解讀這個建築形態。《餘光之下》可以等看完片子大家再交流，另外《邊界移動兩百年》，那時候我們影展名字從中摘取，叫做「邊界・漂流」。邊界的部分，我們的片子有廣東、福建、海南、印度等區域性的，這幾部影片拍攝從方法到議題也完全不同，所以其實從地域上、議題上、拍攝手法上都有不同邊界。漂流是因為我們並沒有定位在一個清晰的地方，尤其對大陸來說，客家範圍很大的，尤其是閩北那一帶，他們是比較接近江浙的風俗，廣東靠近潮汕那一帶，他們又沾染了潮州的風俗。

 

我自己的困惑和興趣也在於，這一個廣泛的「客家」概念裡，存在著大量的邊界，需要當代的學術方式去進入和釐清。比方我去福建遇見客家人，他們自稱客家人就是勤勞又好客等等，用的語彙很雜亂，但是他們又都自認是客家人，但實際上他們很不一樣。法籍學者勞格文先生，他認為客家區域差別性很大，我很期待知道這些區域細微差異的地方，這個也是客家人身份認同細微差異的地方。

 

我們影展大概有這六部影片，個別都獲得許多獎項。客家地區，我們有試著想聯絡地方的文化協會或政府組織，遞交企劃書之類，但他們都沒有想合作，頂多就是想要媒體關注和弄個項目。其實回頭想想，這是一個好的問題，客家影片需要客家觀眾嗎？或者說，客家人，是否需要客家影片？

 

我在梅州放映是個尷尬的場合，幫我在當地張羅場地的朋友，是當時反對土地徵收的，他們當時希望可以做一點跟客家認同有關的東西，我們去放映，發現只有一間素食館的老闆的二樓場地，我們去梅州時間很短，先試映一場，那場地因為是餐廳，到七點半要放映時要先請客人趕緊吃完離開，現場很悶，有菜味，最多的觀眾就是我舅舅一家，當地幾個青年人，他們就在後面玩起手機，我念了幾句他們就走了，陸續來了三波觀眾，有舅舅一家、我的家人，還有當地處理土地爭議的阿姨叔叔們，放完了我跟他們說影片的東西，他們恍然大悟，我才知道其實他們很希望放映之前你能解釋多一點，我才知道他們的觀影經驗，從大眾傳播或好萊塢的管道，他們被訓練成電影沒旁白就不懂，我當時放的是《生命的河流》已經是比較親民，是比較好的電影語言，當然他也是很真誠的一部作品，但大家還是會覺得不習慣，這是我們唯一在客家地區放映的經驗，這是齊放影展的一些經驗談。

 

【提問時間】

 

鍾適芳：

我自己的經驗是在北京的酒吧，燈籠酒吧，那是老闆第一次在非營業時間加入齊放放映聯盟，我是第一部在那裡放的電影，是個奇特的經驗，從大白天走進黑黑的地下室裡，裡面都沒人，還蠻有趣的，後來來了十幾位觀眾，但那一帶是北京外來打工者聚集的地方，他們白天不太來看電影，但那經驗很好，與觀眾很靠近。

 

鄧世杰：有專業的觀眾啊，張獻民老師。

 

鍾適芳：提到張獻民，也請世杰向台灣觀眾介紹一下。

 

鄧世杰：大陸有很多「之父」，張獻民是其中一個。獨立電影策展、獨立電影評論，最早在北京電影學院由張獻民開始的。很多人說北電有很多位刺頭，他們希望有更多元的影片，張獻民是其中之一。他的履歷是七零年代跟著藝文司最早去拍紀錄片的那一批人，很驚人的紀錄片，最早他先在北京做一些獨立電影策展，後來發起國內比較大的南京獨立電影展，是國外要來中國找獨立電影的重要基地。在2012年之前，中國有好幾個比較大型的影展，比方說北京獨立電影周、南京獨立電影展、重慶民間影像、雲之南紀錄片影展，當時大概有四大影展。第二年因為一些原因，他們就說大型的影展就不要搞了，張獻民就說，像齊放這樣在全國游擊式的方式、小成本的聯映，去找到他的觀眾，而且是低成本的，雖然我們在全國放映了一百多場，但都是放映場地自負盈虧，完全是自願去做。張獻民碩士在法國念的電影理論研究，或他培養的中國的策展人等等，他就是所謂食物鏈上最頂端的人，但是他又是一個可愛的人。

 

鍾適芳：其實他不只代表中國策展人，他也在全世界影展跑，包括台灣TIDF某些專題的策展諮詢和專題合作也是找他。這次也很高興世杰一起合作，他們是第一個答應我們的單位。世杰也為這個影展寫了一篇精彩的專文，大家有空可以讀完，會對這次選片有更精闢的分析。

 

Q 我覺得《餘光之下》解決了我很多問題，也提出了很多問題。我想問片花，假設水庫建了，水淹了，他們要回去哪裡？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另外，電影中，我看到那個神明遊庄的片段，會有人上去神轎，我就聯想到我以前做的研究是械鬥，我不禁想通常這時候就會發生械鬥。但我又想剛世杰提到，不只要用人類學眼光去看，這個片子確實也不太人類學，假設它是，它就會清楚說明這個人是村莊的頭人等等。我想是楊曉波這位老師讓整個片子活了起來，我們台灣的狀況是，做文化復育的人不容質疑，我看到採集山歌的楊曉波特別人性，去神聖化，想罵就罵，我覺得很好。

 

幾個問題，這裡面所有說話的人都是男人。以我自己的客家經驗來談，雖然發言人是男性，但是其實掌控家中經濟大權的依舊是女性，女性負責分配家中資源。我便好奇片中女性角色是怎麼樣的存在？另一個問題，從片子看不出客家在海南的情況，片子裡的幾個村落會特別意識自己是客家族群嗎？

 

Ａ我在梅州的國家客家博物館，有一大段話解釋什麼是客家人，最後一段話是：「如果你認為你是客家人，你就是客家人。」這是很奇怪的一句話，這實在不太符合嚴謹的邏輯。我個人覺得，在大陸，本土文化受到六七零年代，以及現在流行文化影響，他其實完全失範了。一個儀式原先的意思，如何實作，有何效果，大家已經不太具體知道細節了。例如，我去參加鄧家祭祖，大家只會說，那是保佑大家平安發財啦，至於原先族譜留下來的宗堂精神，已經不在了。

 

我們在關注梅州土地強徵的時候，有位美國的人類學家瑪利安，現場提出說，大家反對政府強徵土地、拆房子，那大家想要的生活是怎樣子的呢？現場大家都茫然了，雖然我們在反對強徵，但是如果祠堂能夠保留，那我們真正保留的東西是什麼？出於我個人的經驗，我很討厭祭祀，我覺得這是一個權力結構，強迫人們去參與，包括這個鄧家祭祖，如果不是拍片我是不會去參加的，現場那個為了鄧氏偉業乾杯那個，請了一位像孫中山的人來，來扮演鄧家的楷模，現場兩三百人參加，右邊是一片黑壓壓穿著西裝的客家男人，另一排是馬來西亞來的，那裡面女性還多一點，鄧家那一排全是男人。

 

我覺得大家想要回去的客家，某種程度上只是彰顯一種經濟聯盟，大家有什麼生意一起做啊，其實沒有精神內涵，沒有什麼公共利益的部分，每個人說要籌錢蓋那個祠堂，可能是要分那工程費用啊，也沒有一個機制讓大家一起討論大家想要的是什麼，感性的認知無法與經濟上的抗衡。

 

Q 我也是客家人，你剛提到你從小對家鄉認知的山歌印象是厭惡的，後來因為海南島的經驗有改觀，我想問這轉變的過程是怎麼發生？另一個你提到中國客家書籍能參考的不多，我想了解你提到的那位法籍美國人類學家寫的《客家傳統社會》，能找的到嗎？

 

A 山歌出現的場合，通常是我們不太去的地方，像是電視台、晚會，可能就硬塞個山歌過來給你聽，晚會又無聊，我們就會把山歌和權力結構、呆板的文化傳播方式聯想在一起，所以我們一聽到「山歌」，就會聯想起某些晚會或權力機構的展演方式。當時，我們到梅州找山歌，我們找到了松口鎮一個山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人，我們大陸有這種系統，如果你是某種傳人，國家就會供養你。我們去採訪，他完全不知道在唱什麼，然後他很驕傲告訴我們，他會組織小孩去唱「八榮八恥」，八榮八恥是我們上一屆主席提出來的口號，以什麼什麼為國家為榮，以什麼為恥，這是一種宣傳口號，他用山歌來唱八榮八恥，我們聊一聊就不想繼續了，而且非物質文化遺產居然還要考試。所以我們想找山歌，想找還能自由唱歌的人，但透過這我們沒找到，這個系統在大陸是很有問題的。

 

當然包括對客語、山歌的認知問題，如果不是聽到生祥的音樂，他的傳統樂器通過當代演練的實踐，生祥早期對傳統音樂的處理是比較接近當代音樂的做法，我們比較能接受，通過這途徑我們才知道，原來客家八音可以很好聽，客家山歌可以很好聽，只是與你以前經驗不同而已。

 

我和永豐聊過，勞格文田野做了十三年，推算起來是二十幾年前的情況，他的方式是，請當地人來寫，寫他們儀式意義，然後與當地學術人士一起整理，他只是整理而已，沒有代筆幫這些人代言，這本書其實很具文學性，讀起來很過癮，完全是故事的方式，因為當地人重視的事情他會去寫，學者的觀點只是做背景和補充，所以這本書非常好看。我和伯超兩人以本能的方式抗拒大陸某種主流客家的認識，我們接觸當地的研究院，說明我們的拍攝計劃，他們拿了一張收據告訴我們美國那邊學術機構贊助他們多少，我當時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想起應該是要我們給錢，你會有種厭惡感，包括鬼叔中準備出一本書，寫他在閩北十多年來的田野研究，他請勞格文幫他寫序，在大陸，你要了解客家，你要找外國人，你應該可以在網站上找到這本書。

 

Q 我對音樂很感興趣，對片子裡海南島許多族群印象深刻，在山歌採集過程當中，我稍微想一下，如果他採訪的是客家人，印象中唱的不出三種調子，但訪問黎族、苗族的人，可以講三、四種語言以上，調子種類更多，讓我很驚訝。總體來講，你們在片子有什麼結論，關於客家山歌，或者用海南地區的角度解釋音樂與族群現象的關係？另外，我覺得最好聽的音樂其實不是客家人，反而是黎族。在海南，什麼樣的人是客家人？誰可以唱客家山歌，這部片子我覺得提供了一些辯證空間。

 

Ａ我認為，他們還是相對簡單把自己歸類為某一群體，方便在經濟方面聯盟吧，因為我對山歌理解不多，我慢慢有個自己的結論，客家人從中原移居到南方，但是在南方與少數民族充分融合，譬如說，客家人原先不住山區，後來移居到山區才有山歌。大陸有兩種學派，一個是純漢人的學派，另一種是論證說客家人是漢族和多個少數族群不斷融合產生的群體，但這說法比較少受人支持，大概因為現實中這樣不方便解釋與歸類，在大眾傳播上就不會出現融合的概念，還是很粗暴的那種客家人就是怎樣怎樣的方式。我感興趣的也是這個，梅州那邊，多數是畬族，畬的意思是刀耕火種，就是山上農耕族群的意思。寧化那邊與海南又更不一樣，那邊還存在更遠古的巫教的成分在裡面。客家人沿著河流，從北到南，每個地區都會產生不同文化樣貌，像潮汕那邊抬轎儀式是很頻繁的，資金很足，很多年輕人參與，每年都會舉行。但我去福建那一帶，三、五年才一次，而且只有長者參與，這和當地經濟狀況等都有很大的關係，但特別是潮汕那邊是很完整的。

 

鍾適芳：

延續歌謠的問題，這可以回應到台灣民歌運動，或是傳統民歌的想像，我很喜歡伯超，他是有意識把當代民歌議題，民歌各種形態帶出來，包括傳統民歌、現代民歌、黨國民歌到流行音樂，他一直在這之中巡迴，這是我覺得很珍貴的，也帶出不同族群和語言混種出來的有機音樂，我特別喜歡苗族，因為很不客家，因為對我們很陌生。我很想知道海南這裡混種過程的如何發生的？

 

A 以片中葉家狀況為例子，他們家族兩百多年前從梅州遷徙到海南，大多數客家族群也是在那時間點遷移的，族群融合這方面，從楊曉波來講，他後面說他很憤怒、悲傷，伯超覺得那是裝出來的，因為從一開始伯超感覺到他想在片子中握有主導權，但在大陸放映，沒有人問到族群融合相關的問題，我們兩人也沒有更多相關論述或資料。

 

Q 我問一個人類學的問題，客家遷徙到海南帶來一個新的文化衝擊，把當地人客家化或他們被異族化，但因為片子裡導演主要聚焦兩個角色，山歌採集者楊曉波和葉偉通，葉偉通這個青年角色很有趣，片尾放了他彈五月天的歌，或是廣播傳出來伍佰的歌，我很好奇這個青年角色的存在，他的存在之於他的家族有點沒存在感，然後當他唱起流行歌，我就更好奇他和他的家鄉關係，是否點疏離？他是不是也在拍攝過程中，重新認識他的家鄉？

 

A 我覺得沒有。我也認識葉偉通，他現在加入了鄧伯超拍攝小團隊一員，幫他做定格動畫的配樂，我每次看到動畫都覺得好笑，因為他就是裡面的主角。電影有一幕場景，走秀那一段，有人問，為什麼要放這麼長？伯超放了四、五分鐘，只是想呈現他所看見的，沒有要解釋這裡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只是覺得葉偉通很有趣、楊曉波很有趣、客家山歌很有趣...他就把所有東西放進去。這也是他片子最有趣的地方，如果你分很多議題，就會很人類學，但是他放置的很多是生活的細節，葉偉通去打水割塑膠等等，讓觀眾更了解他的生活。

 

Q 我覺得有趣的是，都是老人在唱山歌，電影裡面沒有一個年輕人會唱，跟台灣年輕客家人相反，可能因為從小生活在合院，那就是日常的語言，但是我真的覺得違和感的是，沒有年輕人嘗試去哼山歌，或無意識地唱，這和台灣現在的狀況很類似，山歌似乎只存在某個年齡層以上，走秀那一段，我覺得那是他們年輕人關注的東西，那是他們表現自己的方式，老人家用山歌敘事，但年輕人已經有自己另外的表達方式了。

 

A 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我不希望電影一直強調客家元素是什麼，然後就變成權力結構，你是客家人，你就有責任非得做什麼不可。

 

Q 但楊老師一直強調這個責任？

 

A 我覺得那還是權力結構裡的東西，他要去代表客家，但是問他客家是什麼，他未必有個很好的答案。

 

Ｑ鍾適芳：但導演的剪輯其實很有趣，雖然他說可能是直覺，但其實每次都有對比性，（觀眾補充：自己要離婚了卻一直採集老人家唱情歌），非常有趣，上次我遇到他，問他有沒有新作品，他說，不拍了，現在做動畫，送了我他的作品，是個很有趣的年輕人。

 

A 大陸的狀況，導演都是野地裡長出來的，電影工業系統裡沒有一個系統，例如你先拍十分鐘短片，有個基金支持你拍三十分鐘，不是，大陸是野生的狀態。香港放映時，有人說你第一部作品竟敢打上鄧伯超作品，這也太....不合規矩了吧，我說，大陸沒有一個有系統的東西讓他攀附，在香港，你可能跟到四十歲出師拍了第一部，但在大陸，它就是一個不怕死的學生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