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作為政治介入：Sumé 樂隊引領的格林蘭獨立之路》
時間：11//21(六) 21:30
地點：客家文化中心3樓媒體簡報室

講者：Inuk Silis Høegh（《Sumé——革命之聲》格陵蘭導演）

與談人：鍾適芳

翻譯：張雅涵

講座紀錄：藍雨楨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裡，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台灣，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學習到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包括客家和原住民相關的文化。這部紀錄片我從2010年開始製作，一開始是我的朋友，也是這部片的創意總監Emile Peronard來找我，他想出這個點子，邀請我拍攝一部關於Sumé的紀錄片，我立刻答應了，因為Sumé是我們從童年時代就認識的國民樂團，他們在格陵蘭的地位無人不知。舉例來說，電影裡Nanook演奏的歌曲節奏是啟發自Sumé的創作，那個節奏對Naook和我來說都是十分熟悉的。Sumé的故事對我很有吸引力，我想探究，為何一個七零年代的樂團，他們演唱的四十年前的歌曲仍然可以打動今日的年輕人，我們仍然清楚記得歌詞內容，Sumé的驚人影響力到底從何而來？

 

我非常榮幸有機會製作這部紀錄片，對格陵蘭每一個人來說，Sumé都牽動著個人的記憶與情感，我有責任好好透過電影把Sumé的故事呈現給世界。這部紀錄片受到許多音樂紀錄片的影響，很多音樂紀錄片會跟隨樂團巡迴紀錄，但拍攝這部紀錄片，要取得影像卻十分困難，我們最後只有取得一小段演出現場片段，而且還是無聲的，七零年代的格陵蘭沒有地方電視、電影工作人員，喜歡Sumé的年輕人也沒有錢買昂貴的攝影器材。我們用的許多影像檔案其實來自於國外的拍攝團隊，包括我的創意總監與製片人Emile Peronard，他的祖父是第一位格陵蘭總理，他在七零年代曾帶著超八到格陵蘭環島旅行，拍攝了許多影片。

 

我們發現人們自己拍的家庭影像其實非常有趣，拍攝過程中他們十分放鬆、帶著微笑，有一些有趣的細節，這些素材與資料庫的檔案影像相比之下十分有趣，所以我們開始收集身邊親朋好友或陌生人的珍藏家庭影片，這些影片都是無聲的，我們用Sumé的音樂相互搭配，這要感謝我們有一位非常厲害的剪接師，剪接過程中非常有機，我們沒有固定的腳本，我們更像做一個雕塑，過程中這邊修改一點，這邊刪減一點，不停地嘗試更好的方式。

 

最大的挑戰是，這部電影是關於革命，但是並沒有在街頭的流血革命，沒有任何可見的證據能看見「革命」，這是一部心靈與聲音的革命，但這要如何呈現呢？所以我們開始用Sumé的音樂、歌詞，以及這些超八影像素材開始工作，思考Sumé的音樂如何呼應這些七零年代的真實影像，賦予更開放的詮釋空間，不是用歌詞對應影像，而是相互呼應。最重要的主題在於Sumé的音樂如何影響了當時的格陵蘭人，我們採訪許多Sumé的老樂迷，觀眾看到紅色音箱不斷出現在各種場景裡，其實，紅色音箱是當年Sumé在格陵蘭巡迴時特別訂製的音箱，特別耐用，能禁得起長途運輸的考驗，我們想把當年曾經真實存在的紅色音箱變成一個符號，一個過去到現在的連結，紅色是代表革命的顏色。

 

製作這部紀錄片的歷程，像是回頭重新檢視自己的歷史，發掘我的父母世代的所見所聞，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從小就享有自治，透過這部紀錄片，我與眾人共同嘗試理解過去與現在的格陵蘭。我的母親不常對我提及過往，但拍片時，我在家中發現一張1975年的照片，照片中我的媽媽在丹麥國會前抗議，她推著一臺小嬰兒車，嬰兒車裡就是三歲的我，所以我很小的時候便在抗爭的歷史場景中出現了。格陵蘭只有五萬多人，這部紀錄片對我個人以及格陵蘭民眾都喚起了一些親密的情感與記憶，很多人認出影片中七零年代出現的人物角色，是他們自己的爺爺奶奶。

 

我非常高興能受邀到台灣與Nanook一起演出、放映，他們是格陵蘭目前最受歡迎的新世代樂團，也深受Sumé的影響，可以看到Sumé的影響力從七零年代影響至今。1976年Sumé解散後，Malik曾短暫當過獵人，後來成立了音樂廠牌，持續影響與培養新生代的樂手。Sumé打開了一種新的音樂形式，以前大家用英文唱歌，Sumé是第一個用格陵蘭語唱歌的樂團，影響了新生代樂手其後發展更開放的音樂型態，讓搖滾樂更具抗議性，很多後來的樂團都是受Sumé精神所影響。

 

Q 為什麼這個樂團1976年就解散了，成立時間很短，卻仍這麼有影響力？第二，自治之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第三，Malik在結尾說，現在相比過去其實改變不大。我在想他們的音樂過了四十年仍受到歡迎，或許可能是因為人們懷念過去的時代，還是因為現在的處境一樣令人不滿，所以Sumé的音樂仍然讓大家有共鳴？

 

A 這也是我們好奇的地方，Sumé只有七零年代短暫出現，才發三張專輯，他們的影響力怎麼會如此之大。我的答案是Sumé的歌詞和音樂性真的很厲害，他們的歌詞其實並不容易翻譯，歌詞非常詩意，裡面有很多美的隱喻可以在歌詞中體驗到。在今天，Sumé的主題仍然和現在的格陵蘭社會息息相關，所以其實七〇年代的革命仍未停止，一直持續到今日。他們的歌詞像是一把鑰匙，打個比方，1979年格陵蘭正式獲得自治權，格陵蘭人像是得到了一艘船，這個船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可是問題是，我們有了船之後，到底要去哪裡？這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問題，格陵蘭未來到底要往哪裡去？

 

格陵蘭的現狀是，1979年我們獲得自治的地位，到2009年，格陵蘭更進一步獲得更多自治權，像是礦產與自然資源開採權，這也是一件十分危險與挑戰的事，開始有許多跨國公司覬覦格陵蘭的自然資源，這是格陵蘭今日的挑戰。

 

如果今天在格陵蘭舉行公投，大概有70%-80%的人們會選擇獨立，脫離丹麥統治，但最關鍵的問題是經濟，2009年格陵蘭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丹麥援助，加上人口逐漸老化，年輕人口越來越少。格陵蘭必須從不同地方尋找資源，一個是傳統漁業，自然資源如礦業是另一種可能。但是試想，如果格陵蘭今天開一個鐵礦工廠，可能會有四千名中國移工進入當地城市，但是城市人口不過七八千人，格陵蘭總人口也不過五、六萬人，可以想見移民會是很大的衝擊。

 

延續剛剛的討論，還有幾個重大的議題，像是全球暖化，還有剛剛提到格陵蘭有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同時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對此覬覦，格陵蘭如何處理資源是目前一大難題。

 

七零年代格陵蘭的認同運動也帶來一個問題，越來越多人學習格陵蘭語，大家都會流利的格陵蘭語，但是，如果你要獲得更好的高等教育，你還是必須要學會英文和丹麥語，否則你無法享有更多的教育資源。語言是一個重大議題，在格陵蘭基本上是雙語環境，報紙會同時有格陵蘭文和丹麥文，獨立運動鼓勵了格陵蘭人們普遍使用格陵蘭語，可是丹麥的教育系統仍然是丹麥語為主，現實中，你仍必須學會另一個語言，況且，格陵蘭島上人口也正快速流失，年輕人紛紛離開，老年人口比例增高。

 

Q 我想問影片中那位吉他手Per，一開始說他對政治沒有興趣，結尾卻是他在格陵蘭國會工作，他的人生發生了什麼轉變，使他變成一位政治家？

 

A Per的轉變是很有趣的。影片最後Malik與Per兩人似乎角色交換了，可能是因為Per的父親是格陵蘭地方市長，他可能某種程度延續了父親的角色。現在Malik在電台當音樂工程師，雖然他似乎漸漸淡出政治事務，其實七零年代Malik剛回到格陵蘭時，他曾創立一個左翼政黨AE，這個政黨是追求讓格陵蘭脫離丹麥，走向完全的獨立。這個政黨2009年曾擔任格陵蘭執政黨，但Malik最後淡出了政治家的身份。

 

Q 我想問導演，在拍攝紀錄片之前也曾經做過不同的藝術創作，像是裝置藝術，想問先前的創作和拍攝有什麼相同的形式？如何運用這些創作概念並放置到紀錄片之中？

 

Ａ 我一開始本來是電影攝影師，後來我發現，拍電影是壓力非常大的工作，可能要等一個光，或一個場景出現，所有人都要等待這個時刻，其實壓力很大，特別又是多人團隊。我開始想嘗試用別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父母也都是藝術家，所以一開始我試著避免成為一位藝術家，我選擇去拍電影，後來又轉變了方向。我發現，當我在做藝術創作時，我不知不覺用電影的方法和邏輯來做作品，我會去想腳本、故事，一開始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工作模式，後來才發現這會侷限我的表達性，我想避免這個問題。

 

就藝術創作而言，藝術家和觀眾應該要藉由藝術創作，一起到達某個未知的地方。在創作中有很多未知，但是在電影比較難這麼做，你必須設想好很多東西，不過當我拍電影，我也試著融入創作作品的方法，讓影像留下更多未知的空間。原本，我想要離影片越遠越好，所以我選擇雕塑媒材，可是最近我的藝術計劃終結合了多元媒材，像是影片、照片、雕塑融合在地景藝術的創作中。

 

Q 開場前，導演提過這部紀錄片有受其他音樂紀錄片或電影啟發，可以分享是哪些影片嗎？

 

A 尋找甜蜜客、還有另一部我現在有點忘了片名，是一個有關加州滑板的故事《It’isn’t California》，另一個是樂團自我記錄長期演出的片段，大概是這三個片子。

 

Q 剛剛導演提到，格陵蘭經濟的狀況很多必須靠國外資金，這部片子上面寫有挪威和丹麥的資金投注，所以即便是藝術文化產業，也還是仰賴外來資金協助嗎？另一個是導演提到收集民眾的超八家庭影片，所以拍攝期間，全格陵蘭民眾都知道這件事，並且期待紀錄片的剪接成果嗎？

 

A 首先，其實來自格陵蘭的電影補助很少，所以我們必須轉向其他國家尋求經費。有一個但書是，如果你拿到丹麥的資金，就必須用丹麥的剪接師，如果拿到挪威的資金，你就必須請挪威做後製。譬如我們的電影後製就必須到挪威去做，這是一個跨國合作的狀況。

 

一開始我們是透過電視廣告徵求超八影片，廣告上放上我的電話，但並沒有很多人透過這個管道給我影片素材，大部分都是我一個一個問，主動徵募而來的，其中一個原始素材是大家在山谷中跳舞那段，這個影像是一個老奶奶主動提供的影片。剪接時我想要去聯絡她卻一直聯絡不上，我還請表弟去一趟格陵蘭南部親自向她取得影片。

 

Ｑ 所有的素材都是私人的檔案，還是有一些是官方的影像資料？

 

Ａ 有兩種，一種是官方的影片，像是丹麥電視台去採訪當地青少年未來想做什麼那一段，其他很多都是我們徵募而來的私人家庭影像。

 

Ｑ Sumé樂團除了歌詞和格陵蘭語，我想問他們的音樂性是不是有獨特之處，所以才能引起如此廣大的迴響？

 

Ａ 六、七零年代大家聽的音樂都是比較流行、通俗的音樂。但Sumé的樂類比較搖滾，而且受英國樂團Doors影響，大家都會講一個故事。Malik在中學彈吉他的時候，彈奏的姿態非常像樂團主唱Jim Morrison彈吉他的樣子，Sumé他們也是深受西方、英國搖滾樂影響。

 

Ｑ我覺得那個紅色音箱貫穿全片，非常令人驚豔，另外，想問十四年後他們有再次重聚演奏對嗎？影片中有提到格陵蘭鼓，但畫面中好像比較沒看到他們使用的方式？

 

A 1988年他們為了一個慈善的演唱會復出。復出之後造成非常大的轟動，他們也錄製了新專輯，但其實錄的歌都是以前的歌曲，沒有新的創作。拍影片的時候，當時Per和Malik還會偶爾一起演奏，但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片子很幸運能在他們仍在一起演出時拍攝。格陵蘭鼓在影片有出現一小段。過去，格陵蘭鼓曾經被傳教士禁止了非常長一段時間，他們認為那是異教徒的象徵。

 

Q 電影中提到，老一輩的人認為不會滑雪的人不是格陵蘭人，年輕人則認為不會說格陵蘭語不是格陵蘭人，語言變成國族的認同，語言本身也不斷被強調，我想問，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什麼格陵蘭的傳統文化被提出來強化？

 

A 其實我們發現，很難定義什麼是真的「格陵蘭」，譬如說，年輕人很流行去吃傳統格陵蘭食物，拍照上傳臉書，大家就會去按讚。他們可能吃一些代表格陵蘭的食物像是魚、傳統食材等。

 

導演結語
很開心可以來到台灣，雖然台灣和格陵蘭距離很遙遠，但有很多歷史背景十分相似，大家可以對話與討論，我們共享的也不只是歷史背景，還有很多共同連結的，尤其像是這種全球化時代，每個地方都變得越來越相似。我們都有能力適應這個社會，但關鍵是我們要堅持多少自己原本的東西？改變未必不好，這也是現在格陵蘭很大的挑戰。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