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另類電影

 

1919 年，導演荷西‧內普莫西諾 (Jose Nepumoceno) 拍攝了菲律賓第一部本土製作的劇情片《鄉下姑娘》Dalagang Bukid。他同時創辦了第一家菲律賓電影公司「馬拉揚電影」(Malayan Movies)，被後世公認為菲律賓電影之父。不過內普莫西諾在菲律賓紀錄片界也是一名重要的先鋒。1921 至 1922 年間，他和兄弟黑素斯 (Jesus Nepumoceno) 曾受美國政府委託拍攝許多新聞影片、旅遊紀實片和紀錄片，用以展現殖民國的經濟潛力。菲律賓電影導演兼歷史學者尼克‧迪奧坎波 (Nick Deocampo) 認為，內普莫西諾兄弟的紀錄片獨立於商業片廠體系之外，堪稱是菲律賓另類電影的開山始祖[i]。然而我們也不難看出其中的諷刺及弔詭之處—雖然內普莫西諾的紀錄片未受片廠資助，實際上卻坐擁更大的金援靠山，那就是一手操控好萊塢運作，影響全球最大商業電影產業的美國殖民政府。

 

直到 1945 年菲律賓獨立，紀錄片仍被美國新聞處 (USIS) 重用，持續監督菲律賓戰後的風吹草動。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菲律賓國軍和國家新聞中心 (國營的大眾傳播網) 先後雇用電影界的知名導演，拍攝紀錄片宣傳「科技、社會福利與農業的大躍進」[ii]，協助加速國家重建的腳步。因此，菲律賓紀錄片之父貝尼迪克托‧平加 (Benedicto Pinga) 同時官拜上校，可就不令人意外了。平加上校在 1950 年代曾於紐約學電影，回到祖國後成立了電影學院及社團，進一步奠定了菲律賓最初的電影賞析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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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與第三類電影（Documentary and the Third Cinema）

 

直到 1970 年代，紀錄片總算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1972 年 9 月 23 日，費迪南德．馬可仕總統宣布戒嚴，企圖平息因經濟惡化導致的動亂情事。馬可仕在位的二十年間，從菲律賓國庫竊取上百億美金，打壓數以千計的反對派人士，並且採取嚴峻的媒體封鎖及審查制度。

 

當時在政府從事大眾傳播的利托‧提歐森 (Lito Tiongson)、喬‧庫瑞斯馬 (Joe Cuaresma) 和丹尼‧宮蘇米多 (Danny Consumido)，對於法西斯統治心灰意冷，進而於 1982 年組了帶有政治色彩的電影團隊「亞洲視野」(Asia Visions)，拍片揭發馬可仕政權暴行。作品包括《傲慢權力》Arrogance of power (1983)、《不及落淚》No time for crying (1986)、《鐵獄之外》Beyond the walls of prison (1987)、《門蒂歐拉大屠殺》Mendiola massacre (1987)，以及《彈丸之地》Isang Munting Lupa (1989) [iii]。在這些紀錄片中，導演們跳脫了紀錄片最初的殖民宣教用途，創新融入「第三電影」的意識形態，批判新自由主義政府以及資本主義體系。

 

在此期間，個人電影工作者也透過紀錄片捕捉時代的動盪。其中最出色的要屬尼克‧迪奧坎波 (Nick Deocampo) 的《奧利佛》Oliver (1983) 和《革命之歌唱不休》Revolutions Happen Like Refrains in a Song (1987)，以及奇拉‧塔西米克 (Kidlat Tahimik) 的《灑了香水的惡夢》Perfumed Nightmare (1977) 和《土倫巴》Turumba (1981)。迪奧坎波師出 Mowelfund 電影學院；這間獨立於傳統學術框架之外的電影學院，乃是電影工作者福利基金會 (Movie Workers Welfare Foundation, Inc./MOWELFUND) 於 1974 年成立的教育部門，目的在於協助菲律賓電影從業人員。而奇拉‧塔西米克的電影之路則是較為曲折。留美學商的塔西米克在歐洲工作期間結識一群藝術家並邂逅了未來的妻子，這段際遇讓他帶著熱忱回到菲律賓追尋電影夢。他們的片中雖未直接碰撞獨裁政權，卻以嶄新的方式呈現了菲律賓人民的掙扎困窘。

 

1986 年，第一次的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馬可仕政權。爾後至 90 年代末，紀錄片的發展便出現斷層，又回歸到從前大眾傳播的老路子。電視將紀錄片挪用為訊息傳播工具，仰賴名人或主持人穿插旁白對畫面補充說明。這樣的紀錄片形式大受全國喜愛，直到今日依然極受歡迎。家喻戶曉的紀錄片導演迪特希‧卡洛琳諾 (Ditsi Carolino) 便是從電視起家，一開始在 ABS-CBN  頻道擔任《調查團隊》The Probe Team 的節目製作助理。該節目自 1987 年開播，算是菲律賓最早的電視新聞雜誌。卡洛琳諾在英國學習電影之後達到創作高峰，與攝影師娜娜‧普哈尼 (Nana Buxani) 合作黑白電影《無暇遊戲》No Time For Play (1996) 和《少年》The Youngest (2005)，以直接電影的手法側錄三名青少年在拘留所衝突環境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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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與菲律賓電影的第二黃金時代

 

二十一世紀初被認定為「菲律賓電影的第二黃金時代」，紀錄片產業也在此時趨向成熟。這般蓬勃的發展主要歸功於遍及全國的數位革命，不僅讓胸懷大志的電影工作者能在有限的資源和預算內自由揮灑創意，也成功地重啟政治片的風潮。回想當年「亞洲視野」為本土紀錄片奠定「第三電影」美學，一晃眼已近三十載了。在眾多政治片中，最出色的要屬「南塔加洛揭秘」(Southern Tagalong Exposure) 的《槍聲震天》The Din of Guns (2003) 和《血紅史詩》Red Saga (2004)，以實驗性的呈現手法描繪在劍拔弩張的南塔加洛地區，長期僵持的人民戰爭與人權迫害；「杜德拉製片公司」(Tudla Productions) 的《以利為名》In the Name of Profit (2005)，記錄了哈辛達‧路易西塔蔗園 (Hacienda Luisita) 屠殺抗議農工的血腥事件；以及「科島製片公司」(Kodao Productions) 的《貧困之翼》Mother Mameng (2013)，講述年屆八旬的都會群眾領袖貧窮卻勇敢的一生。

 

在大學裡，數位技術的普及化也賦予學生更大的拍片自由，無需再負擔龐大又昂貴的製作團隊。隨之而來的視覺及敘事呈現得到爆炸性的發展，震撼不亞於 70 至 80 年代尼克‧迪奧坎波的真實電影 (cine verite) 及奇拉‧塔西米克自傳式的「第三電影」作品。在馬尼拉亞典耀大學，約翰‧托瑞斯 (John Torres) 拍了電影式的日記三部曲 Todo Todo Teros (2006)。在亞太大學，傑特‧雷伊可 (Jet Leyco) 的實驗片《巡警生涯》Ex Press (2011) 則是改編自一位菲律賓國鐵警察的生平，以半紀錄半敘事手法塑造出的反英雄故事。

 

在學術圈之外，紀錄片的宣導力量也開始受到各界關注。菲律賓歌德學院和駐菲法國大使館共同推行紀錄片拍攝計劃，由德法兩國的紀錄片專家提供指導，在 2010 至 2014 年間一共催生了 20 部作品，包括：珠兒‧馬拉南 (Jewel Maranan) 的《摯愛的湯都》Tondo, Beloved (2011)，以綿延緩慢的節奏忠實呈現菲律賓最大貧民區的生活百態；伊蘭伊蘭‧奇哈諾 (Ilang-Ilang Quijano) 的《市中心》Heart of the City (2012)，側錄馬尼拉都會區貧窮居民面對家園遭到強拆的生存處境；勞倫‧賽維亞‧佛士蒂諾 (Lauren Sevilla Faustino) 的《背後的女人 》Ang Babae sa Likod ng Mambabatok (2012)，揭開年逾九旬的刺青藝術家芳歐德 (Fang Od) 的傳奇生涯；梅‧烏爾塔‧卡拉德 (Mae Urtal Caralde) 的《雅南》Yanan (2013)，由主角的子女來講述母親參與革命，在一場軍事衝突中犧牲的生平故事；阿嘉妮．阿盧帕克 (Adjani Arumpac)  的 《戰爭是件溫柔事》War is a Tender Thing (2013)，藉由導演的家族記憶回溯民答那峨島的戰火； 貝比茹絲•維拉拉瑪 (Babyruth Villarama) 的《愛情爵士》Jazz in Love (2013)，刻劃一名菲律賓少男與德國年長男人之間的曖昧情愫； 基瑞‧達蕾娜 (Kiri Dalena) 的Tungkung Langit (2013)，描述在颱風中失去家人的倖存孩童走出心理陰影的過程；以及 JL‧波哥斯 (JL Burgos) 的《蚊子報特寫》Portraits of the Mosquito Press (2014)，回憶自家報社如何在戒嚴期間飽受騷擾及審查干涉。

 

同時，各大影展也紛紛趕上紀錄片潮流。成立於 2005 年的菲律賓獨立影展 Cinemalaya 在 2009 年首次加入紀錄片單元。參展片單中最令當地觀眾注目的，莫過於美菲混血的導演拉蒙娜‧迪亞茲 (Ramona Diaz) 以菲律賓獨裁者揮霍無度的妻子伊美黛‧馬可仕 (Imelda Marcos) 為題的《伊美黛》Imelda (2003)；以及馬堤‧希胡柯 (Marty Syjuco) 的《永不放棄》Give Up Tomorrow (2011)，藉由惡名昭彰的帕可‧拉蘭加 (Paco Larranga) 審判事件批判菲律賓的司法系統。2013 年，Cinemalaya 破天荒選用紀錄片開幕，播放了維拉拉瑪與歌德學院合作的《愛情爵士》。維拉拉瑪另一部獲得廣大迴響的作品是由外資贊助的《週日來選美》Sunday Beauty Queen (2016)；該片記錄了菲律賓幫傭在香港打工、週末兼差選美的辛酸點滴，成為史無前例唯一入選 2016 年馬尼拉大都會影展 (Metro Manila Film Festival) 的紀錄片。

 

其他影展也不惶多讓。2014 年，第一屆的 QCinema 將最佳影片頒給了維娜‧桑切斯 (Wena Sanchez) 和 查雷娜‧埃斯卡拉 (Charena Escala) 的《尼克與查伊》Nick & Chai (2014)，片中講述了一對夫妻在海燕颱風中失去四個孩子的哀痛故事。隔年 QCinema 則是將後製補助金發給數個紀錄片計劃，包括艾薇‧宇宙‧巴多薩 (Ivy Universe Baldoza) 的《綿延之音》Audio Perpetua (製作中)，講述在菲律賓興盛的業務外包產業中，盲人聽寫員如何找到一席之地；威爾‧菲多 (Will Fredo) 的 Traslacion (2015)，探討 LGBT 在保守天主教當道的菲律賓社會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謝倫‧ 戴克 (Sheron Dayoc) 的《新月初升》Crescent Rising (2015)，記錄在飽經戰火蹂躪的民答那峨島上，掙扎求生存的弱勢族群。

 

2016 年，CinemaOne 提供了一百萬披索的紀錄片計劃補助金。補助的作品包括古堤埃爾茲‧曼甘薩坎(Gutierrez Mangansakan) 的 《禁忌回憶》Forbidden Memory (2016)，記錄了 1974 年發生在民答那峨島的馬利斯朋 (Malisbong) 血腥屠殺；以及約翰‧托瑞斯 (John Torres) 的《人民、權力、炸彈》People Power Bombshell (2016)，嘗試透過 賽爾索‧艾德‧卡斯蒂略 (Celso Ad Castillo) 生前未完成的電影作品素材，解構並重建一代菲律賓電影怪傑的不凡視野。

 

來到電視螢光幕前，ANC和 GMA 新聞公眾頻道各自推出創意十足的直接電影秀《說故事》Storyline 和《 紀錄片搶先看》Frontrow Documentaries。兩個節目不約而同摒棄了由電視主持人貫穿故事架構的老套，讓紀錄片節目更加受到觀眾青睞。《說故事》由記者派翠西亞‧伊凡傑利斯塔 (Patricia Evangelista) 和師出 Mowelfund 電影學院的導演保羅‧維拉陸納 (Paolo Villaluna) 共同製作。《 紀錄片搶先看》的製作人則是紐約大學新聞碩士出身，專攻新聞與紀錄片的約瑟夫‧伊斯海爾‧拉班 (Joseph Israel Laban)。2014 年，拉班還曾與 GMA 電視網合辦全國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專展 Cine Totoo，第一屆的菲律賓國際紀錄片影展。影展催生了許多值得關注的好片，包括了卡拉‧莎曼莎‧歐坎波 (Carla Samantha Ocampo) 和萊斯克‧法耶 (Lester Valle) 的《幸福天堂》Bontok, Rapeless (2014)，根據菲律賓北部的 Bontok 族文化深入探討「零性侵」社會的概念； 艾薇‧宇宙‧巴多薩的論文式電影《馬西亞諾》Marciano (2014)，藉由導演在海外打工的同性戀叔叔的故事論述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以及 JT‧潘迪 (JT Pandy) 的《喬伊想回家》Joy Wants To Go Home (2014)，講述一名菲律賓女傭在英國求生的感人故事。

 

撇開影展補助金及電視播放管道，還有不少透過私人贊助拍攝的出色紀錄片，包括

基瑞與撒莉‧達蕾娜  (Sari Dalena) 的《遊擊詩人》The Guerilla is A Poet (2013)，記錄菲律賓共產黨創辦人荷西‧馬利亞‧西松 (Jose Maria Sison) 生平的紀錄電影；維克多‧塔加羅 (Victor Tagaro) 的《屈服》Yield (2015)，以蒙太奇式的直接電影手法串起九名孩童生活在第三世界惡劣環境的處境；瑪莎‧阿堤彥沙 (Martha Atienza) 的《心沉大海》My Heart Was Drowned in the Sea (2014)，以三螢幕影像裝置呈現人為破壞導致的環境惡化。而奇拉‧塔西米克重拾三十年前未竟的第四部劇情片《過度發展的回憶》Memories of Overdevelopment，並以非線性剪輯手法為集結多年的素材賦予新生命，創作出《返鄉包裹#1過度發展的回憶》Balikbayan #1 Memories of Overdevelopment Redux III (2015)，恰為塔西米克四十年來投入並倡導藝術的最佳回顧。

 

 

紀錄片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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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紀錄片的蓬勃發展，背後有很多重要推手，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獎助單位建立的補助機制；全國各地舉辦的影展養成大眾觀賞並支持紀錄片的習慣，讓新一代電影愛好者及工作者的人數大增；菲律賓電影工作者在國際影展中獲獎所帶來的鼓舞；電視紀錄片節目的創新架構吸引了更多元的觀眾群；大學和學院裡，身兼紀錄片工作的電影學家提供一對一踏實的紀錄片教學；以及科技普及讓拍片的門檻大幅降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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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紀錄片精彩紛呈，當前的挑戰已不再是製片本身，而是如何推廣。在菲律賓一場討論紀錄片的公開論壇[iv]上，迪奧坎波曾提出「拓展宣傳市場」的解決辦法。為了維持紀錄片產業的細水長流，應特別在學校及各類學習環境裡提供教育機會，讓觀影者能透過課程了解紀錄片所呈現的多元社會現況。此外，網路平台也是一個吸引更多觀眾的有效管道。如今線上充斥著各種另類媒體，在菲律賓延續著「第三電影」的精神，拍攝短片揭發人權問題並上傳至網路公開傳播。的確，時代在變了。正如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所言：「為了有效表達，表達的方式必須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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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形式之所以美，在於它的認同感仰賴現實的精準體現。然而現實是相對的，端賴詮釋者如何解譯之。紀錄片強大的延展性讓它總能依照創作者的世界觀塑形，而這也正是它最大的優點兼致命傷。紀錄片不僅曾分別被統治者和反抗者 (自由鬥士) 當作宣傳工具，更能自由地涵納寬廣的格式題材。如今菲律賓正邁入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執政的第二年，杜特蒂政權不僅下令掃毒，法外處決奪去了超過一萬兩千條生命，同時在民答那峨島宣布戒嚴。此刻紛亂的國家現況正亟需解譯及梳理。我們引頸盼望紀錄片和新媒體的湧現，藉由體現時代，交織混合多元認同與形態，為我們重新定義「國家」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

 

參考文獻

[i] Deocampo, Nick. (1985). Short film: Emergence of a new Philippine cinema. Old Sta. Mesa: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for Asia.

[ii] Ibid.

[iii] Roque, Rosemarie. “AsiaVisions at Sineng Bayan: Ang pagsibol.” 發表於 2012 年 8 月 4 日馬尼拉聖百尼德學院舉辦之第三屆 Filipino as a Global Language 國際會議。

[iv] 2015 年 4 月，於菲律賓大學 Chopshots Traveling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的映後座談討論。